制度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硬杠杠，本就该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如果表述含糊其辞，执行起来就会如橡皮筋那般可松可紧，变形走样。变“一般”为“一律”，凸显了制度执行的刚性。我国古人就认识到：“法立，有犯而必施；令出，唯行而不返”。唐朝时期，黄河水患显着增加，除了自然因素，人为私自开挖河堤也是重要原因。对此，《唐律疏议》中规定：“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。谓盗水以供私用。若为官检校，虽供官用亦是。”明确擅自挖河决堤者，不论私用还是公用，一律同罪。这种“一律”的惩戒与处置标准，带来此后长时间的黄河畅流、人畜安宁。明朝官员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，拟定《禁馈送告示》明确告知“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礼物，受者笞四十，与者减一等，律有明禁。”海瑞以身作则、严于律己，有力荡涤了当时官场“潜规则”，这也体现了定制度、立规矩中“一律”从严照办的威力所在。

　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必须牢牢把住“一律”标准，这一标准内含绝对约束，任何人都不可逾越，彰显了徙木立信、令出必行的果断与决绝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特点，要摆脱“紧一阵松一阵”的循环，必须严格执行“一律”标准，既拔作风之弊的苗，也铲“四风”滋生的土，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，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，对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。只有牢牢把住“一律”标准，坚持初心不改、定力不减、久久为功，才能有效避免从小事小节“首次破例”演变为“下不为例”，从不知不觉“形成惯例”到最后沦落为“沉重案例”。

　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，变“一般”为“一律”，体现的是人心向背的深层逻辑。党的作风建设成效如何，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。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“苏区干部好作风，自带干粮去办公”，到延安时期要求党的干部“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”，形成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生动局面；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，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作风建设“八个坚持、八个反对”的要求，我们党马不离鞍、缰不松手，以胜过燕子垒窝的恒劲、蚂蚁啃骨的韧劲和老牛爬坡的拼劲强党性、正作风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，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，直面种种问题和弊端，坚持猛药去疴、重典治乱，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，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从遏制“舌尖上的浪费”到刹住“车轮上的腐败”，从整治“会所里的歪风”到纠治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……党的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显着增强，党风政风焕然一新。

　　变“一般”为“一律”，既体现从紧从严的实践尺度，也体现持之以恒的时间向度。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，坚持“一律”标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是一阵风，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追求短、平、快，更不能八小时内规规矩矩、老实本分，八小时外心存侥幸，在吃吃喝喝、拉拉扯扯中放飞自我。只有保持恒心和韧劲常抓、抓长，才能抓出长效实效，真正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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